河北定州6.11绳油村村民遭袭一案，目前已将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等主要案犯全部抓获，共有248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定州市原市委书记和风、定州市开元镇原党委书记杨进凯也已被刑拘，但前思后想，仍令人余悸难消。
大法官的人选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一个个具体的、贴近生活的案件。如果从纯个人的角度看，奥康纳怎么也不会忘记上个世纪50年代当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时却因为性别的原因而找不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的酸楚。
进入法学院学习的美国人中女性人数比率在50％左右，进入美国法律职业的女性所占比率也较高，但是处于领导位置的人则凤毛麟角。还有一些人称她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真正的女性维多利亚式的神话只会让女性长久地不能真正地置于法律圈之内。奥康纳时代结束了，围绕奥康纳的一些话题却似乎才刚刚开始。亚利桑那最高法院的法官迈克格雷戈（McGregor）曾经担任过奥康纳的书记员，她提及奥康纳就兴奋起来。
然而，其他女法官，如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则并没有采用以事实为基础并寻求妥协的裁判方法的方法。奥康纳功成身退之后，围绕奥康纳留下的空缺民主党与共和党所展开的驴象之争再怎么激烈都是可以想见的，布什能够子承父业，戈尔黯然退场，这一幕让美国民主党人至今不能释怀。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意识形态的紧箍咒在渐渐失效，弥散化的暴力和谎言所支持的个人崇拜也基本上失去了往日的迷狂。
违宪审查建议书是两道难题：一是，收容遣送办法有没有违宪？另一道是，对违宪审查建议书是否要给予回复以及如何答复？无论作出何种回答，都意味着向人们宣示人大对法规的审查权力，并且为其它恶法敲响警钟。过于冷静的法学术语和文书格式，隐藏着沸腾的热血和悲悯的泪水--而且隐藏着一箭双雕的策略：收容遣送办法有没有违宪？是否要对它进行审查，怎样进行审查，是否要给予回复？要求审查收容遣送办法、并且通过此次审查建立一个先例并促成建立一个违宪审查的经常性机制，这是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一开始就暗含的双重目标。而对该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论证，则列举了该法的第6条，宪法的第37条、立法法的第8、9和87条。有抱负的中国媒体不得不在擦边球与捅漏子中求生存，可谓是带着脚镣跳舞。
利用擦边球策略不断地揉搓体制的边界、利用知识和媒介的权力积极地行动，就可以循序渐进地扩展我们的自由，并建设性地推进制度变迁。递交的建议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孙志刚的个案，但地球人都知道，它们是连在一块儿的。
媒介自身就是权力：而只有深入到细节之中才能看见斗争并参加斗争。同时，网络新闻、BBS、电子邮件、电话、传真，这些信息时代的媒介使得后极权时代的新闻管制出现裂缝，使得即使在SARS 隔离时期，孙志刚事件能够传播、相隔千里的朋友能够讨论、千万人的意见能够汇聚、世界各地的采访能够进行。我看到人们在一塌糊涂等论坛上表达了强烈的悲愤，并呼吁严惩凶手。没有这些带着沉重的脚镣跳舞的传统媒体和这些带着轻一号脚镣跳舞的网络媒体，就无法理解整个孙志刚事件发展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启示意义。
孙志刚事件背后的巨大舆论、刚刚成为大学教师的三个北大法学博士这个身份、依据立法法向国务院的法规提出挑战，加上SARS 治理初见成效，我们预计媒体有可能感兴趣。我们选择了5月1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最初的几稿把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及其社会学分析作为附件，而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去掉任何情绪化和政治化的色彩，也去掉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专门进行法律条文的推理。孙志刚只是死于收容遣送站的众多冤魂中的一个：而在特定的权力空间里，传媒对孙志刚的报道成为新闻管制的一条漏网之鱼，因此孙志刚事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成为撬开收容遣送制度的一个支点。
南都事件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作用。《激活宪法》）我认识一些积极做事情的人大代表，他们总爱说一句话：法律上赋予代表的很多权力还没开发出来呢。
这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收容遣送办法》，也是希望通过行使审查权，让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有一些制衡色彩。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规则，相互熟悉各自的立场，知道直截了当地陈述意见、不留情面地批评和愉快地妥协。
网络仍然保持着讨论的热情，而学界对孙志刚事件以及收容遣送制度也给与了更多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这种行动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拓展制度允许的范围。我们作好准备，如果没有报纸回应，就在网络上公开。这些细节，反映了权力运作的真实面貌，使反权力的权力在严密的体制缝隙之中得以展示其力量。使每一个参与讨论孙志刚事件的公民看见了自己所获得的现实成果。只要善于从法律条文和现有体制中发现缝隙，就可以盘活存量，在制度的夹缝中挖掘自由的空间。
从收视率极高的《焦点访谈》6月23日制作的专题节目来看，也可以发现某种话语的禁忌。（后来，并不偶然的是，一塌糊涂和相当一批其它网站被关闭，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签名抗议活动。
它已经沦落为公权力可耻地绑架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打工者的工具，并成为迫害人权的集中营。在整个叙事当中，故意绕过了两次递交建议书的事件，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违宪审查一词。
政府此举受到公众的赞扬，但是人们关注、讨论和期待的违宪审查问题被回避了，所谓的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南方周末》5月22日）似乎永远成了悬案。在结社不自由的体制之下，人们必须寻找其它可供利用的制度资源：制度转型所带来的行动空间、知识所带来的行动力量，还不足以带来可欲的行动效果。
再晚一些，孙志刚事件有可能被彻底封锁。谁会掏自己腰包买人民日报呢？而百分之百的真话又没有可能。这是一份国务院无法袖手旁观的考卷。如同所有热点或敏感案件的审判一样，孙志刚案的审判背后是权力关系运作的结果，而不是司法逻辑运作的结果：领导批条子、党委、政法委和法院开会磋商、律师被限定提问的范围、记者被限制采访、群众被拒之门外、当事人被要求沉默，审判成为人人提前知道结果的悬念大片儿。
对孙志刚事件的讨论同样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恐惧，据新闻人士后来的回忆，5月13日，尚未被任何人讨伐过的中宣部秘密下达了不准讨论孙志刚事件的命令。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三年博士同窗期间讨论的继续。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权力技术，使得这次公民维权行动取得了某些成果（见王怡，《2003年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回招一样简单而高明：釜底抽薪。
与教条社会主义相联系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一条通往贫穷和饥饿之路，也是一条通往政治奴役之路。原因当然不是国务院法规全都合宪合法。
拥有私产的同时也意味着拥有了某种自主性和更高的自由要求，WTO在经济领域限制公权力的介入，同时也将带来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自身的变革我们无法理解《财产申报法》为什么不能进入立法议程，并作为各单位的创新之举。第387条对单位有上述行为的也作了规定。利用职权收受红包等财物，当然应当认定为受贿。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公告，从今年6月起，全国海关全面推行红包公示制度，防止和纠正送、收红包行为，促进全系统廉洁从政、公正执法。海关总署还说：此举在国家机关中尚属首次。
国家工作人员不收红包或者收了红包要暴光作为海关的反腐新闻，只能说明有些单位和个人长期以来以腐败和掩盖腐败为正常。以一个已经发现后的公示来防止和纠正送、收红包行为，实际上是在避重就轻谈反腐，全面推行红包公示制度只会造成钱权交易问题已经全面解决的假象。
但是，这种创新必须在制度上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靠制度的内在体系的完善最大限度的减少腐败。而对这些行为的处理结果 ，也当然应当公开。
